北京戏校五十年
邓友梅

    五十年前，我多次陪同市文联主席老舍先生到京南下洼子的松柏庵去视察刚刚开学的私立艺培戏校，也就是北京戏校的前身。前不久，我又和一批全国政协委员来到了北京戏校。参观时，这个学校的首届毕业生，现任校长孙毓敏对我说："邓先生，您是我们学校的老人，您得帮我招待一下。"然而，我能对参观者说什么呢？我说当年这个学校的学生就在冻得棒硬的黄土地上练功，手按在地上，冻裂的口子里就往外渗血……可是我们眼前的练功棚却是高级的木板地，上面铺着松软的地毯……。
我如果说当年彭真市长来视察，要看看孩子们演出，教师在院子里钉四根木撅，拉上根绳就当舞台……，然而，我们看到学校门口就是一座现代化的，非常华丽的排演场，比重张的长安大戏院一点也不差。我无法给别人介绍，因为我自己已经疑惑起来，这就是我熟悉的北京戏校吗？

    这时，我听毓敏说，她上任以来，教育部两次对北京戏校进行考核，都被评选为全国重点学校。现在他们培养的学生，从北京红到武汉，在上海的天蟾舞台，就凭几个娃娃打破了他们几十年不卖站票，不许加座的规矩；在天津演戏，一有失误。观众准叫倒彩，可是就是不给北京戏校的学生叫倒彩。随后又从香港红到台北。他们连演五场戏，年逾古稀的辜振甫连看四场，连日本的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新加坡总理吴作栋都对北京戏校的学生赞不绝口。听毓敏说，如今的北京戏校不但有京剧、评剧、昆曲，又增加了舞蹈和音乐；他们不仅有中专，大专，还为全国许多省市，包括台湾省的戏校培育了大批艺术人材……

    从毓敏的话中我听出了她的激动和自豪，当然，我的情绪也被她深深感染了。我想这或许因为我不是外人吧。因为在有些人看来，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北京戏校的变化也许不值得那么大惊小怪，但是北京戏校的变化确实让我吃惊。要知道五十年前的北京戏校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现在一闭眼睛，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那时的 "艺培"，校舍是沈玉斌先生用自己卖房的钱改建的，家具都是郝寿臣校长从家里拉来的，服装道具是王少楼等名家捐献的……。虽然"艺培"只存在了一年就改成官办，但我劝朋友们别忘了创校时前辈们的心血，同行们的义气。

    沈玉斌先生说，那时刚解放，还不兴作政治动员这一套，就凭"为梨园行争彩，替祖师爷传道"一句话，戏曲同行就都掏心窝子。马连良从天津打电话跟沈先生说："我听说您正忙着办学，算我一份。我在天津要唱两场戏，随您挑一场得了。"沈先生到天津去拿钱。到那儿一看，不光主角捐献了全部收入，连龙套、下串、场面、盔箱都把当天的戏份儿拿出来了。从来唱义务戏都照样给他们开戏份儿。沈先生说："你们的经济情况我知道，这钱我怎能收呢?"可那些人说："办学校是为了咱们同行，不是您私人成班，我们也有一份责任，您要不收就是瞧不起我们了。"沈先生差点哭出声来，擦着泪给大家鞠了个躬把钱收下了。沈先生想在北京组织义务戏，碰巧主角们大部分在外地跑码头，怕阵容太软叫不来座。不料在京的半边天们却自告奋勇，出奇制胜，现排一场大武戏。一出《红鬃烈马》，一出《玉堂春》接武戏《叭蜡庙》，全部由女演员担任，连隐居多年的刘喜奎，杨菊秋、杨菊芬姐妹和童芷苓、童葆苓姐妹都出动了，戏报一贴出就轰动了北京城。

   创办不易，开学后的难题更多。都知道北京戏校有天下最好的花脸教师，因为打头两位是郝寿臣跟侯喜瑞，却不知郝先生身为校长，教戏带管事，规定一个月拿300斤小米，他从来没拿过。侯先生更绝，他跟沈玉斌拍着胸口说："教员有我一个。不要工资，不要车马费，不要津贴，连茶叶我都自己带。您给准备好开水就行了。"那时松柏庵附近还全是土路，地势低洼，又不通电汽车。一下雨老先生要踩泥趟水走好几个小时才能到学校，学校门口有一条水沟，一下雨，个子小的学生过不去，老师就一个一个地给背过去。说来现在的人怕难以理解，就这样人们还都玩命地干！没地毯就在土地上练功，全校就四根马鞭，六根把子，两块破垫子，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硬是开学三个月就进行了汇报演出，梅兰芳、王瑶卿、老舍都来了，没看完戏就都激动地向郝校长祝贺办学成功，郝寿臣听同行这一夸，竟忍不住躲开入群去偷着擦眼泪。

    北京戏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培养出了张学津、李玉芙、孙毓敏、李祟善、燕守平、王晓临、孟俊泉等一代名伶，成为京剧舞台的顶梁柱。说这些旧话有些乏味，如今的北京戏校那里还有当年破庙的痕迹？青年朋友，当你触摸着现在戏校排演场那豪华的大理石墙壁，再想一想五十年前在冻得棒硬的黄土地上练功的情景，难道不是跟做梦一样吗？